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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期刊名称： 安徽乡村振兴研究
创办日期： 1985年
主管部门：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
主办单位：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
刊期： 双月刊
电话： 0551-63774472
E-mail： ahxzxb@163.com；ahxz@chinajournal.net.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341/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7-1931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三重路径
孙全胜;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三重路径，包括建立创新型城乡经济增长机制、完善城乡利益分配机制和促进城乡居民全面发展机制。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创新型城乡经济增长机制，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完善城乡利益分配机制，可以推进城乡资源的公平分配，促进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城乡居民全面发展机制，可以推动城乡居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经济增长机制夯实物质基础，利益分配机制促进成果共享，居民全面发展机制增强主体能力，三者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构成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路径体系。
情绪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康成铭;苏玉波;情绪经济凭借独特的情感联结机制，正深度融入乡村生产生活，展现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广泛成效。作为由消费者的情绪需求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情绪经济通过激活直播电商、优化人才生态、促进文旅融合、转化生态价值、增强组织效能等路径，系统赋能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然而，其赋能进程存在情绪经营主体不强、情绪运营人才短缺、情绪营销策略不当、情绪体验供需错配、情绪社群缺乏黏性等问题。为此，必须着力壮大乡村情绪经营主体、加快培育乡村情绪运营人才、理性回归乡村文化价值导向、持续构建乡村生态保护体系、充分发挥乡村组织引领作用，切实推动情绪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行稳致远，从而为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演化及制约因素研究
高彪;陈娟丽;黄立军;文章基于流空间视角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分析框架，从静态融合度和动态耦合协调度两个维度构建包含要素、资源和空间3个子系统的测度模型，对2012—2023年黄河流域64个地市（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呈增长态势，增长率先升后降，但存在多极化趋势；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部，演变由东部向中部偏移，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格局；部分地区城乡融合经历从低水平向较高水平跃进，但出现静态融合度与动态耦合协调度不匹配的结构性失衡；空间融合子系统是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层，关键障碍因子包括城乡教育文化、信息承载力、空间集聚度和城乡资本。据此，需加强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城乡要素体制改革，构建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纠治路径研究——基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审视
张建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纠治乡村治理中形式主义问题的根本遵循。正确政绩观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为价值根基，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实践准则。全方位、系统性破除乡村治理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顽疾，需要通过筑牢思想根基、涵养务实作风实现思想铸魂，通过厘清权责边界、优化考核评价、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制度体系，通过建强基层治理队伍、提升治理能力夯实履职基础，通过构建多元协同监督、开展靶向专项整治和强化监督结果闭环运用完善监督体系，从而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乡村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与破解路径
李永洪;吴奕葶;数字赋能驱动乡村治理形态转型，对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但在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实践的过程中，也滋生出“数字形式主义”，集中表现为痕迹管理异化、绩效考核唯数据化、治理逻辑算法化等问题。“数字形式主义”不仅加重了基层负担，更严重阻碍了治理效能提升，甚至使“数字赋能”异化为“数字负能”。乡村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部分主体政绩观出现偏差，集中表现为价值理性式微、实践理性扭曲、主体理性错位等，背后折射出认知、制度与操作层面的深层矛盾。破解乡村治理中的数字形式主义，关键在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匡正思想根基、扭转指挥棒偏差、优化治理工具三大路径，推动数字治理从“技术悬浮”向“治理实效”转变，为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积分制助推乡村德治实践的生成机理与运行机制——以余姚市S村“道德银行”为例
苏彤彤;叶笑云;积分制是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既是地方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落地生根的重要实践。其中，以德治为导向的积分制，既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也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创新举措，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以余姚市S村“道德银行”为典型案例，以“助推型规制模式”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积分制赋能乡村德治的生成机理与运行机制。研究表明，该村“道德银行”依托制度环境与内生文化的协同赋能，依靠组织保障、实践引导、体系深化三大机制实现长效运转。这一实践模式可为各地深化乡村德治创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新时代以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激活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探析
肖燕飞;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在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而农民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与彰显是关键抓手。马克思主义矛盾论阐明了内部矛盾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强调了实践主体需要的推动作用，结合对农民的文化主体性蕴含的内驱力的学理阐释，进而提出立足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激活乡村文化振兴内生动力的逻辑机理。当前，一些地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面临主体缺位、供需机制失衡等现实困境，导致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内生动能缺乏。文章提出应坚持形塑农民的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农民的文化主体能力，激发农民参与文化活动的主动性，以增强乡村文化的自我生长力，推动乡村文化内生性可持续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山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以贵州省W县为例
陈小满;张安茶;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融合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契合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对山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探究其赋能山区产业的实践路径，本文以贵州省W县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农业新质生产力在山区产业发展中的应用现状。研究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在赋能山区产业过程中，面临全产业链建设滞后、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先进技术落地乏力等现实困境，制约了整体赋能实效。据此，从健全农业全产业链、培育专业技术人才、统筹生产要素整合三方面提出实践路径，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适配山区发展实际，持续激活山区产业发展内生动能。
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民增收效应
钱鹏;在“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下，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破解农民增收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与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作用机制在于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等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增收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能带动邻近地区农民增收。该增收效应在微观层面也得到证实，并且在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中存在异质性。建议从强化农业服务供给、激活机制效能、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进扶持政策精准化等方面着手，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乡村全面振兴的河南实践：特色、挑战与建议
王留群;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通过构建中心带动、多点支撑的城乡融合新格局，实施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创新链式布局、集群发展的产业协同模式，完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要素流动机制，健全横向协作、纵向联动的协同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但实践中仍面临区域及乡村内部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区域供给不均，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存在壁垒，产业布局趋同、分工协作不深，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政策统筹合力不足等问题。为此，河南需优化空间布局，构建分级分类的差异化区域振兴体系；补齐民生短板，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布局；畅通循环渠道，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强化链式思维，打造以产业链为核心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格局；破除体制壁垒，建立健全跨行政区利益协调和政策协同机制。因此，应统筹施策纾解区域失衡难题，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浅析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原因及对策
杨喜;职业倦怠作为一种普遍性职业问题,是每一个行业都可能会遇到的。职业倦怠问题不仅会影响基层公务员自身的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影响着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关系到政府的执政水平和行政效能,文章通过介绍我国公务员报考热与公务员职业倦怠并存的现状,分析了基层公务员由于晋升困难、工作压力大、工资待遇比较低和基层公务员个人没有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等原因而产生了职业倦怠,并针对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政府流程再造: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支撑
吴昌杰;我国政府流程再造的改革实践经历了效率政府建设的初级阶段和以建设整体性政府为目标的深化阶段,目前已进入以智慧政府为标志的突破阶段。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以政府流程再造为战略突破口和重要技术支撑,推动政府机构优化和职能重构,促进政府治理模式向主动化、精准化、智慧化和科学化转变,驱动政府治理能力跨越式提升,成为实现我国政府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Meta与扎根理论的方法
刘超;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水平。文章采用Meta分析法对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现状进行了定量评估，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指数为2.90，职业倦怠程度不高。从性别、婚否、学历和职级四个方面，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进行了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公务员的职业倦怠高于女性，未婚公务员低于已婚，学历和职级则分别与公务员职业倦怠呈正比和反比。利用扎根理论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最终获得政策制度、社会公众、工作环境和个人主体四个影响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并进行相应的分析，为下一步提出降低职业倦怠的措施提供参考。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优势、问题与展望
柯尊清;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网格化管理同样面临公共伦理问题、政府职能边界问题、组织运行优化问题和管理模式的推广应用问题,据此,提出从四个方面来完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推进网格化管理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明确和划定政府职能边界,优化业务流程设计,破解网格化管理推广应用的困局。分析网格化管理的优势、问题和趋势,形成对网格化管理的全面深入的认识,对于网格管理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平衡计分卡在商业银行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陈能睿;传统的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偏重于对财务指标的考核,强调对经营活动结果的评价,未能有效考核非财务业绩驱动因素的贡献,影响绩效管理的效果。平衡计分卡原理克服了这一局限,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将全行战略转化为实际行动方案,实现财务与非财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定性与定量、结果与过程等多维平衡,为商业银行绩效管理提供了新的选择。
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形成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王晴;作为"互联网+"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直播电商对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需求·制度·工具"的分析框架,对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机理、困境及优化路径进行剖析。研究表明,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形成动力主要包括情境需求的拉动力、政治赋权的保障力和技术赋能的推动力,其现实困境集中于设施与产业、观念与能力、服务与治理、流量与合规等方面。为此,要积极推进乡村直播电商政策的有效对接、培育乡村直播电商人才队伍、加强乡村直播电商市场监管、促进乡村直播电商产业融合,从而构建多元主体协作共建体系,加快直播电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价值转化。
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苟波;洪功翔;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并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文章以安徽省2010-2020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平移熵值法探索数字经济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通过回归模型验证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发展动力能直接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表现在四个方面:提升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效益、促进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水平、改善制造业的社会发展效益、增强制造业的创新潜力。
我国农村养老的发展现状、现实挑战与政策建议——基于全国2328个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
王国峰;张丽红;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是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文章基于我国2 328个农村老年人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养老呈现资金保障不足、养老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养老服务供需不相匹配、养老服务和个人生活满意度评价总体不高的局面。农村养老面临着经济来源不足、饮食结构单一、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以及精神慰藉不足等现实挑战。为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提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能力、建立助餐服务制度、提升健康服务水平、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等。
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Meta与扎根理论的方法
刘超;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水平。文章采用Meta分析法对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现状进行了定量评估，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指数为2.90，职业倦怠程度不高。从性别、婚否、学历和职级四个方面，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进行了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公务员的职业倦怠高于女性，未婚公务员低于已婚，学历和职级则分别与公务员职业倦怠呈正比和反比。利用扎根理论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最终获得政策制度、社会公众、工作环境和个人主体四个影响我国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并进行相应的分析，为下一步提出降低职业倦怠的措施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为例
唐静;文章基于2015—2019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宣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以及耦合关系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宣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由乡村振兴主导型向乡村旅游主导型转变；二者耦合协调度主要经过“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三个发展阶段，协同效应由弱到强，但离良性耦合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
